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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目录学史》，1957年商务印书馆版，由有“中国现代目录学之父”之称的姚名达所作

中国目录学，又称中国古典目录学、古典目录学、目录学[1]，是一门研究中国历代校书措施以及目录工作发展历史的学科。

中国目录学正式开始于汉代刘向所作的《别录》和刘歆所作的《七略》，此后历代都编写目录、提要，以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大成。官修目录方面，汉代以后几乎所有朝代都为其藏书作目录。在史志目录方面，“二十四史”中有六部含《艺文志》或是《经籍志》。私人目录方面，则有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尤袤的《遂初堂书目》和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等。

词源[编辑]

“目录”是“目”和“录”的合称。“目”本意是人类的眼睛，后来因为树节也称目，因此引申为“篇名”或者“书名”。此外，目还有逐一举要的含义。“录”和“略”相对，意指详叙或者着重说明，又可以指“次第”的意思。将一批书名或者篇名依次排列则称为“目录”。早于汉代就有“目录”一词，《文选李善注》引《七略》指：“尚书有青丝编目录”，可见在刘向编写目录的时候就已经有“目录”一词[2]:1-2。而“目录学”一词早于宋朝就已经出现，苏象先在《苏魏公谭训》指：“祖父谒王原叔，因论政事，仲至侍则，原叔检书史，指之曰：‘此儿有目录之学’”，可见“目录”作为专门学问不迟于北宋初年。[2]:5-6

理论形成[编辑]

《通志》，国立国书图书馆数字馆藏

虽然“目录学”一词最早可见于北宋，但是“目录学”自“校雠学”分离却是较晚的事情。南宋郑樵编写《通志》，当中立《校雠略》以记途图书搜求、整理、编目等事，当中将目录学视为是校雠学的一部份[2]:5-6。清代学者章学诚同样否定目录学的存在，他在《校雠通义·序》先是认可了刘向父子二人在校雠学上的作用，指“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此句子经常被引用表明目录学的意义[3]:32-34。在《章氏遗书·信摭》中他认为，“近人不得其说，而于古书有篇卷参差，叙例同异当考辩者，乃谓古人别录有目录之学，真属诧闻”，认为目录学只是校雠学的一部分。近代学者张舜徽又主张校雠大名可统目录小名，而不需要将目录学从当中分开，“夫目录既由校雠而来，则称举大名，自足统其小号”（《广校雠略》卷一，《校雠名义及封城论·论目录学名义之非》），并认为校雠学可以分作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三项。[2]:5-6

至民国时期，余嘉锡、姚名达才将目录学自校雠学中分离。在余嘉锡所作的《目录学发微》中，他认为目录学可以从校雠学中分开，认为如刘向所指“一人校书，校其上下，得其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为仇”，校雠则是校勘文字篇次的错误，认为和编写目录无关。此外，他认为郑、章等人只是将目录学当成“书目之泶”，没有观察目录学经什么具体内容和程序所编成，对于目录的认识过窄。姚名达在其《中国目录学史》中同样认为目录学可以从校雠学中分离，“目录学者，将群书部次甲乙，条别异同，推阐大义，疏通伦类，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欲人即类求书，因术究学之专门学术也”，表达目录学有独立、多元的学术功能。[2]:6-7

目录的分类[编辑]

目录并不只是书单，很多都附有对整个分类和每本书的解释。对于目录的分类，学者之间有不同的意见，当中意见可以分为三种，包括是按目录的纂集工作分类、目录和编者与读者间的关系，以及目录结构和发挥作用所分类[2]:14。最早对于目录作分类的是清代的洪亮吉，他在《北江诗话》中将藏书的方式分作五类，包括考订、校雠、收藏、赏鉴、掠贩五种，认为考订是最高层次的目录，掠贩则是最低层次的目录。周贞亮、李之鼎的《书目题要》中将书目分作十二类，包括部类、编目、补志、题跋、考订、校补、引书、版刻、未刊书、藏书、释道目等十一种，之后陈锺凡在此基础之上，加“自著书”作十二类。孙德谦将书目分作藏书家之目录、读书家之目录、史家之目录，作三类。张尔田将之分为官家之目录、藏家之目录、史家之目录作三类。[4]:8-11

按目录按编纂者和编纂目的，目录可以分作三类：

官修目录：政府主持对于国家图书作整理后编制的目录，至西汉以来几乎所有朝代都有在政府主持下编写目录，在文献中记载为“校书”。一般篇幅较大，收录较全。[2]:15-16

史志目录：学界中对于史志目录有多种的看法。第一种认为，只能是在“正史”（二十四史，部份也计算新元史和清史稿）之内的艺文志或者是经籍志才能算是史志目录，也就是包括《汉书》、《隋书》、《新旧唐书》、《宋史》、《明史》，或者包括《清史稿》。第二种看法认为应该包括“正史”的艺文志、经籍志，以及是后人为二十四史中没有经籍志所补的目录。第三种的说法认为史志目录的“史”不必只规于“正史”，如《中国大百科全书》认为“史志目录”包括“中国古代正史，其他史书及地方志的目录”。[2]:151-152

私家目录：私家目录的编写范围较为广泛，始于南朝宋王俭的《七志》和梁阮考绪的《七录》。[2]:19

综合性目录：

藏书目录：可分为官修和私人两大类。私人方面，于唐代有大量的藏书家，而他们又为其私家藏书编写目录。于宋代因雕版印刷盛行的关系，书籍流通广泛，私人藏书也越来越多。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的《直斋书录题解》就是藏书目录。[2]:19-20

地区文献目录：将和某地相关的文献编为目录，如明代的祁承㸁编的《两淅著述考》、曹学佺的《蜀中著作记》等。官修的方志中也有这种目录。[2]:21

推荐目录：有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全书收书约2200种，当中推荐了一些值得初学者阅读的书籍。[2]:22

丛书目录：为了读者使用丛书而编的目录。最早是清嘉庆年间顾修的《汇刻书目初编》，十册，共收丛书261种。[2]:21-22

版本目录：始于宋尤袤的《遂初堂书目》，但是当时不太完备。至清代，学者开始注重图书版本，如《铁琴铜剑楼宋金元本书影识语》、《皕宋楼藏书志》等。杨守敬的《日本访书志》甚至于于海外的版本有所着录。[2]:22

专门目录：

历史目录：分作两类，包括是综合性目录中的“史部”，以及是专门历史目录。最早的专门历史目录是南朝宋裴松之的《史目》。[2]:253-255

金石目录：收集金石学的文献。在《隋书·经籍志》中将金石文献附于小学类。现存最早的是欧阳修的《集古录》。[2]:273-275

佛经目录：最早的是释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2]:301

道经目录：始于葛洪的《抱朴子·遐览篇》。之后唐、宋、明朝官方都有编写《道藏》。[2]:306-310

刘纪泽则将各家对于目录学定义之不同以判定目录的分类[5]:9-14：

纲纪群籍，簿属甲乙者：此说认为目录学是为了记录书名，以方便后学搜索，没有特别深的用途。这类是目录学家的目录。

辨章学术，剖析原流者：此说认为目录学是为使后人知道当时的学术成就，即使是原书已佚，也可以以目录考证之。这类是史家的目录。

鉴别旧椠，校雠异同者：此说认为目录学是为了校雠诸本之间的不同，以校正书籍。这类是藏书家的目录。

提要钩玄，治学涉经者：此说认为目录学是为了让学者在众多的藏书之间以选择合适的书籍阅读。这类是读书家的目录。

余嘉锡以目录的结构将目录分作三类，包括[2]:15[6]:2[7]：

提要性书目：部类之后有小序，书名之后有解题者，有《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经籍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等。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论其旨归，辨其纰缪”，对图书有各种的论述和辨误。

叙录性书目：有小序而无解题者，有《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等等。主要目的是为用小序以“穷源至委，竟其流别”，使读者对于每类图书都有一个概貌。

著录性书目：小序、解题都无，只著书名者，《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通志·艺文略》、《书目答目》等等。其主要目的是“使百家九流，各有条理，并究其本末，以见学术之源流沿袭”，使读者理解学术来源，并按自己需求求书。

富士川文库《直斋书录解题》，南宋陈振孙的私撰目录。先是列出书，然后是解题

《汉书·艺文志》，有小序但没有解题

《书目答问》，只有书名

历史[编辑]

形成期[编辑]

早期的目录可以分为“一书目录”以及是“群书目录”两种，当中“一书目录”较“群书目录”来得早。先就“一书目录”而言，在简帛出土之前，一般学者都认为“一书目录”最早于《周易·十翼》《序卦》传中出现，当中编次了六十四卦的卦名，清代学者卢文弨、当代学者余嘉锡都同意此说。但此说法被后来出士的简帛所推翻，上海博物馆所藏的“山东银雀山汉简”被推断成书于战国时期，而当中有《孙子兵法》和《守法守令十三篇》的目录。早期的目录只有“目”，而没有“录”，只有“书名”，而没有对内容作简单的表述，如1973年出土的《养生方》，在全书正文结束后，分四栏列出各篇篇名，形成全书的“目”。[2]:2-3

对于中国目录学起源，学者大致上有三个看法。第一种看法认为是刘向《别录》视为是中国目录学的起源，如章学诚、龚自珍、缪荃孙、范文澜、刘纪泽等。[2]:31-32[8]:1第二种的看法是由孔子整理古籍，作《周易》序卦传或者是《诗》、《书》小序作起，持这种说法的学者有清代的卢文弨、余嘉锡等。第三种的说法认为殷商的甲骨文献就是目录工作的滥觞，有姚名达、王重民等。[8]:2

在甲骨文献中，可见当时的商人已经对于文献管理有一定的形式。当时商人已经会将甲骨排列整齐，如在1971年的一个窖穴中发现的21枚卜骨，就分作3枚一组，共七组保管。在甲骨文献上，在一些甲骨的表尾会有一些文献数量的管理标记，以表达文献的顺序编号。甲骨上也会留有占卜者和管理者的标记，已发现的甲骨文献管理者达27人之多。[8]:13-14

姚名达据《史记·自序》推测，秦朝时期的秦宫室的藏书也应有目录。而在西汉时期，《汉书·艺文志》记述，“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诸吕用事而盗取之。武帝时军政杨仆捃摭，纪奏《兵录》，犹未能备，至于考诚，命任宏论次兵法为四种”，当中记述了当时有《兵录》的兵书目录，然后在其之前有“删取”、之后有“定著”，可见当时已经有编写目录的过程。[4]:16-18

汉朝[编辑]

《别录》、《七略》原书已佚，有清代姚振宗之《七略别录佚文》

中国第一部有提要的正式目录的是东汉刘向所作的《别录》和刘歆所作的《七略》，当时他们整理了皇室的藏书并整理出当时的目录，较欧洲的首部正式目录（1545年德国吉士纳的分类表）的早一千五百多年。[9]:25-26刘向奉汉成帝之命以校对整理书籍，一般认为已经于生前完成，也有说法认为《别录》的工作是由刘歆完成的[2]:33-34。以《荀子》的序录为例，先是记述了题名、卷数、篇数，然后列举了每篇的篇名，之后表述了整书的校雠整理情况，荀子的生平，成书过种，以及是对此书的评价[3]:154-157。刘歆将《别录》的二十卷删节为七卷，即是《七略》，主要是删去了《别录》的目次、校雠整理情况、推荐阅读部份和结语，重心放置在介绍作者生平，表达作者的学术思想，以及是介绍图书大意和论证文献真伪[2]:33-34。《七略》先是“辑略”，说明了“六略”图书类别的内容和意义，然后他将书籍分作六个“略”，共38个小类。[9]:29-30包括：[9]:38-41

六艺略：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

诸子略：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

诗赋略：屈原之赋、陆贾之赋、孙卿之赋、杂赋、歌诗

兵书略：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

术数略：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

方技略：医经、经方、房中、神仙

《别录》、《七略》两书至《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都有着录，至北宋《崇文总目》则没有，可见大约亡于唐末五代。[9]:26-27东汉时期，有《东观汉记》、《仁寿阁新记》等等较为简单的分类目录，类例大致上沿袭了《七略》。[2]:34-36班固在编写《汉书》的时候，新创了“志”的文体，共有十“志”，当中“艺文志”创立了史志目录，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大型综合性目录。[9]:36[2]:34-36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在刘歆的《七略》之上再作删减，王重民认为《汉书·艺文志》删减的方式有以下数项：将“辑略”中的内容改为散附于“六略”和38个小类之后；增加了西汉末年的著作；合并改移了《七略》著录重复和分类的不当的地方。整体来说，其保留了本来《七略》的六略38小类的分类体系。[10]:43-44

魏晋南北朝[编辑]

魏晋南北朝的目录编制活动频繁，此时不只有国家藏书目录，而且还产生了私家目录和专科目录，类型走向多元化。先就官家目录而言，当时魏晋两朝都有编写目录：魏秘书监魏默编制了《中经》、西晋秘书监荀勖编成了《中经新簿》、东晋王充编成了《晋元四部书目》；南朝各代都有目录，如南朝宋殷淳编审了《四部书目》、南朝齐王亮等编成了《齐永明元年秘阁四部目录》、南梁殷钧编成了《梁天监六年四部目录》等。[2]:40-41

此时候还出现了私人目录以及是其他类型的目录。据《梁书．任昉传》，其为自家藏书编有目录。阮孝绪《七录·序》指“然，其遗隐记，颇好搜集。凡自宋齐已来，王公搢绅之馆，苟蓄聚坟籍，必思致其名簿”，可见当时有多家的私人藏书目录以供阮孝绪收集。佛教目录方面，东晋时期释道安编写了《综理众经目录》，其后有佚名的《众经别录》，以及是齐梁时期的僧祐《出三藏记集》。道教目录方面，晋代葛洪《抱朴子·遐览篇》中记录了道经图书204种678卷，南朝宋道士陆修静编写了《三洞经书目录》等。此外还出现了专科目录，专门收集某一专科的文献，如南朝宋裴松之的《史目》收集了史学文献、挚虞《文章志》收集了文学文献等等。[2]:41

分类方式方面，西晋荀勖的《中经新簿》中，提出了四部分类法，当中将书籍分为甲部（经部、小学、对应本来的六艺略）、乙部（诸子百家、术数、兵书等，对应本来的诸子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丙部（史书、旧事、皇览簿）、丁部（诗赋等，对应本来的诗赋略）[11]:26-28。至东晋时代，李充将乙部和丙部次序互相交换，即乙部为史书、丙部则是诸子百家的书籍，由是“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的方式正式形成，并大致保留至今[11]:29-30[6]:90-91。“史部”的独立表示当时历史书有大量的增加[12]:23。

当时尚有其他的分类法，如南朝宋末王俭在《七略》的基础之上编成了《七志》共70卷，当中分作七部，包括：

经典志：纪六艺、小学、史记、杂传

诸子志：纪古今诸子

文翰志：纪诗赋

军书志；纪兵书

阴阳志：纪阴阳图纬

术艺志：纪方技

图谱志：纪地域和图书

另外在书后附有佛经录、道经录，当中每一条书名之下都有解释说明。其优点是为当时南渡而增加的图谱之作另作一分类，但是王俭将史部重新归于经典志之中被视为是一种倒退。阮考绪批评：“刘、王以并众史合于春秋，刘氏之世，史书甚寡，附见春秋，诚得其例。今众家记传，倍于经典，犹从此志，实为繁芜”。[9]:57-59

阮孝绪所编的《七录》，当中分为内篇五部（经典、纪传、子兵、文集、术数）以及是外篇二部（佛法、仙道），虽然依然是以“七”作为分类单位，但实际上“术数”一部是独立的，也可作是四部分类法的一种。南朝梁的官撰目录也继承了他分类方法[12]:27-30。姚名达指，《七录》的分类体系对于《隋书·经籍志》的影响相当大[4]:75-76。

隋唐五代[编辑]

中国的图书分类法由六部分类法转为四部分类法

在隋统一中国之后，牛弘提出有偿向民间收集书籍，增加了官方藏书量。在开皇九年（589年）灭陈以后，得到了陈朝的一批藏书，计三万卷。当时在西京（今西安）嘉则殿的藏书更一度达到37万卷[9]:65-66。为此，朝廷先后编定了数次的目录，如牛弘的《开皇四年四部书目》、王劭的《开皇二十年书目》等等。[9]:65当时还有一些佛经目录，如隋文帝时期由法经等所撰的《大隋众经录目》、费长房撰的《开皇三宝录》等；隋炀帝的时候有灵裕所撰的《译经录》、彦琮撰的《林邑所得昆仑诸经目录》等。此外，开皇十七年（597年）许善心仿效了阮考绪的《七录》编成了《七林》，但《隋书·经籍志》也没有收录，早佚[9]:66-67。

唐贞观年间，梁、陈、北齐、周、隋五代史书修成之后，都没有“志”，因此于贞观十五年，唐太宗令于志宁、李淳风等篇写《五代史志》，本是单行本，后来并入《隋书》。《隋书·经籍志》最初就是《五代史志》中的其中一篇。[12]:32-33[13]《隋书·经藉志》将以四部分类法，将书籍分作以下五个类别[12]:33-35：

经：大致对应本来的六艺略。收录了经书、纬书和注释书籍，并分作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论语、图纬、小学十类。于《七录》中，谶纬的书籍收于“术技录”之中。

史：《隋书·经籍志》新设的分类，以收录历史典籍。包括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史、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略录十三类。这标示随着后汉以来史学的与起，史书、史学作为一个领域越见成熟。

子：大致对应本来的诸子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收录了诸子百家的书籍和技术性书籍。分为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兵法、天文、历数、五行、医方十四类。

集：大致对应本来的诗赋略，收录了文学作品，分为楚辞、别集、总集三类。

附录：道经、佛经，只记录各类的卷数，而没有记录书名。此处记录的佛经只包括已经翻译的，以及是中国人撰述和佛学关连的书籍（史部杂传、子部杂家等）。

《隋书·经籍志》一共记录了89666卷书籍[12]:33，是现存第二部完整的目录[12]:1。其总结了汉代以来的学术流变，具有很高的学术资料价值[12]:36。其分类方式主要继承了阮孝缩的《七录》[4]:75-76。《隋书·经籍志》在《汉书·艺文志》之后定立了分类标准，之后的《旧唐书》、《新唐书》在制定目录时都以此作据。此外，日本藤原佐世所编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也吸收了《隋书·经籍志》中的分类法[12]:44。之后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止，中国的目录分类方法大致在《隋书·经籍志》的基础之上。[12]:44

唐代另一部较为重要的目录是开元年间编撰的《群书目录》200卷，初由马怀素主编，之后由元行冲、褚无量等接替后，经七八年编成，在宋代已佚[6]:107。余嘉锡认为，“其书之浩博如此，则在清修《四库总目》以前所未尝有也”[6]:107。毋煚在此基础上简化补充，编成《古今书录》40卷。在此之后，后晋时期的《旧唐书·经籍志》又节选了《古今书录》，并删去了原有的大小序文及注释[6]:109-110。基于《古今书录》在唐初完成，因此只收录了唐初的书籍。整体上分类大致沿袭了《隋书·经籍志》[6]:107-109。北宋欧阳修私撰的《新唐书·艺文志》同样使用了四部分类法。在各类之中有“著录”和“不著录”两种，前者是对《隋书·经籍志》或《旧唐书·经籍志》稍有修改，而后者则是按《崇文总目》、史传文献所载的唐代书籍，补充了《古今书录》之后出现的唐代书籍。[14]

在《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中，佛经被放在子部的道家类中，反映了唐朝重道轻佛的政治背景[15]:802。在随后的《崇文总目》中，著者反对了将将经纳入道教范畴的做法，并单独设立了"释家"的分类[15]:803。在此之后，道教经书和佛教经书被归入子部。[15]:804

宋元[编辑]

《祟文书目》

宋代的藏书风气相当发达。政府方面，当时政府多次鼓励民间献书，至开宝年间已经达到8万多卷。在当时的一些大城市，书肆林立，文献收集容易，因此私人藏书也是宋代的文化现象，当时的笔记中记述了很多藏书家的故事，宋代可考的藏书家有126人之多。宋代的四大书院（嵩阳书院、应天书院、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的藏书也很丰富。[2]:55-56

官修目录方面，北宋立国之后就开始了目录的编制，乾德六年（967年），编撰了《新定书目》4卷，又有《大宋史馆书目》1卷，之后宋朝也多次编定目录。北宋中期王尧臣所编的《崇文总目》正式定立了四部分类法，其基本序列在后来1000多年基本上没有转变，其设立了“经史子集”四部共45类[2]:56-57：

经：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论语、小学；

史：正史、编年、实录、杂史、伪史、职官、仪注、刑法、地理、氏族、岁时、传记、目录；

子：儒、道、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兵、类书、算术、艺术、医书、卜筮、天文占书、历数、五行、道书、佛书

集：总集、别集、文史

南宋初期，政府也多次编定目录，有《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2卷，《中兴馆阁书目》70卷，《续书目》30卷等等。淳熙五年（1178年），陈骙完成了《中兴馆阁书目》；嘉定十五年（1222年），张攀主编的《中兴馆阁续书目》完成。元朝有至正二年王士点、商企翁编撰的《秘书监志》，但是只是笼统的图书清册，较为不系统。[2]:57

私人藏书方面，宋朝至今可考的私人目录约有40种。藏书目录中，当中较为著名的有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尤袤《遂初堂书目》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都是南宋时所作。[2]:57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的解题不拘形式，视乎书目的需要，少则十几字，多则百馀字，可能论述书中要指，作者生平，学派源流、成书过程等，有很高的学术价值[16]:67。尤袤《遂初堂书目》只列出书名，著录简略，但它是中国首部纪录不同版本的书目[17]。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原书已佚，《四库全书》有辑佚本。书中没有总序和大序，当中部分类目有小序。它是首部以“解题”作名的目录[18]。元代没有留存的私人藏书目录。[2]:59

专门目录在此时候得到很大的发展。个人著作目录在此时候出现，元丰七年（1084年），吕大防编成《杜工部年谱》和《韩吏部文公集年谱》，将杜甫、韩愈的作品在年谱标出年月[10]:127。金石目录方面，北宋欧阳修将其自藏的千馀卷金石碑文编成《集古录跋尾》10卷。北宋末年，李清照赵明诚夫妇编成《金石录》30卷[9]:250。推荐目录方面，元代的程端礼编成了《朱子读书法》，列出了读书的要求方法和必读和参考书目。戏曲目录方面，南宋周密《武林旧事》已经有记述戏曲名目，而元代锺嗣成所编的《录鬼簿》则是中国第一部戏曲专题目录。[2]:61-63佛经目录方面，宋代有释惟白《大藏经纲目指目录》，姚名达称之为“至高无上之解题杰作”[4]:248-250。道教目录方面，宋真宗令人编成《大宋天宫宝藏》，天禧三年（1019年）完成，其目录以及分类得到后代沿用。[4]:262-265

明代[编辑]

《文渊阁书目》

明代的出版印刷事业相较前代有所发展，以江浙地区为中心，刻书的地区遍布全国。此外还出现了套印、饾版、拱花、铜活字印刷术等技术。[19]:25-26而当时的史学、文学、科学等都有所进步，小说、戏曲的创作也更为繁荣。[19]:23-25

官方藏书方面，藏书数量相较以宋元时期的藏书量为多，在明英宗时期，官方的藏书一度达到近百万卷。当时朝廷为了整理这些藏书，于英宗正统六年（1441年），杨士奇等奉诏对于北京文渊阁的书目进行整理，编成了《文渊阁书目》。《文渊阁书目》以千字文作标识，估计收录了43200册书籍，共50橱40馀类。[19]:77-78万历十三年（1605年），张萱等人奉诏编写了《内阁藏书目录》，对比《文渊阁书目》，当中本来存有的宋元版本大半不再存在，而收录新存的明代文集和地方志[19]:78-79。当时的地方机关也有编成目录，如梅𬸦编成了《南雍志经籍志考》收录了南京国子监的书籍，郭磐的《明太学经籍志》收录了《北京国子监》的书籍。[19]:78-79

私人藏书方面，明代至今可考的私人藏书家共有245人，为其藏书编写目录的风气益盛，如高儒《百川书志》20卷、《宝文堂书目》3卷、祁承㸁《澹生堂藏书目》14卷等等[19]:39。当时的专门目录范畴更为多元。刻书目录方面，明代中叶后，一些出版商为了推广自己的书籍，而于出版书籍之后列出自己的出版物内容，如汪谅于嘉靖元年（1522年）刻的《文选注》后就列出出版物14部。周弘祖所编的《古今书刻》按各省书商所刻的书籍作排列，列出刻书2488种[19]:126-133。戏曲目录方面，贾仲明的《录鬼簿续编》基于锺嗣成所编的《录鬼簿》有所增补。[19]:133-134地区文献目录方面，有明末的曹学佺的《蜀中著作记》，收集上古至明代的四川文献[19]:139-140。学科目录方面，殷仲春所撰的《医藏书目》收集了医书共590种，将医书分作20种，当中使用了佛教术语对于分类作命名[19]:142-143。佛经目录方面，释智旭有《阅藏知津》44卷，将书籍按经、律、论、杂四部分类[19]:145-146。道经目录方面，白云霁于天启六年（1626年）编写了《道藏目录详注》4卷，收录各书书名，子目，以及是摘录原书序跋[19]:148-149。个人著述目录方面，有焦竑编写了《升庵著述目录》等等[19]:149-150。

清代[编辑]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清代的官方藏书目录主要有两部，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及是《天禄琳琅书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可谓是中国目录的一大成，是中国古代最大的官修目录，著录了图书10254种、约172860卷，当中存目（《四库全书》未收录者）有6793种，93551卷。当中设立了44类66属（括号中为属，原有“之属”二字皆略去）[2]:84-86：

经：易、书、诗、礼（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训诂、字书、韵书）

史：正史、编年、纪事本末、杂史、别史、诏令奏议（诏令、奏议）、传记（圣贤、名人、总录、杂记、别录）、史钞、时令、地理（宫殿疏、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记）、职官（官制、官职）、政书、目录（经籍、金石）、史评

子：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推步、算书）、术数（数貅、占候、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杂技术）、艺术（书画、琴谱、篆刻、杂技）、谱录（器物、食谱、草木鸟兽虫鱼）、杂家（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类书、小说（杂事、异闻、琐语）、释家、道家。

集：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

此外有暗分子目，别集中又按时期作分类。《总目》中为每书编写了提要，据“凡例”，其提要“先列作者之爵里，以论世知人，次考本书得失，权众说之异同，以及文字增册，篇帙分合”。在《总目》编成之后，除了《孙氏祠堂书目》之外，大致上清代的目录学界对于《总目》作为编写的楷模，加以模仿，如《天一阁书目》、《爱日精芦藏书志》、《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皕宋赖金藏书志》等都按《总目》的分类方法编写。[2]:84-86

《孙氏祠堂书目》由孙星衍撰，成书于嘉庆五年（1800年）。此书的分类方式并不按四部分类法，而是将书籍分作12大类，44小类，包括：

经学第一：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论语、尔雅、孟子、经义11类

小学第二：字书、音学2类

诸子第三：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兵家9类

天文第四：天部、算法、五行术数3类

地理第五：总编、分编2类

医律第六：医学、律学2类

史学第七：正史、编年、纪事、杂史、传记、故事、史论、史钞8类

金石第八

类书第九：事类、姓类、书目3类

词赋第十：总集、别集、词、诗话4类

书画第十一

说部第十二

其分法将本来《总目》本来二级类目的上升为一级类目，显示孙星衍认为这些学科的发展越见成熟，或者学科上的壮大，因此将其地位有所提升。其编制书目的方式反映了西学书籍的涌入，并影响了后来的《书目答问》、《艺风堂书目》[20]。姚名达认为此分类法虽然误合“医学”、“律学”为一类，但是其不效法《总目》的权威，“胆敢立异，勇壮可嘉，不愧为别派之后劲矣”[4]:103。

史志目录方面，清代有《明史·艺文志》。在清康熙十八年（1676年）至康熙二十年（1681年），黄虞稷在未进入明史馆之前，已经开始编写《千顷堂书目》，内容主要以明代著述为主，并附有一些南宋、辽、金、元人的著作，收录著作达一万二千馀种。在黄虞稷于康熙二十年入明史馆后，他负责了编写《明史·艺文志》的工作。当中内容大致和《千顷堂书目》相同。其后，明史馆总纂王鸿绪将当中一些已经不传以及是没有卷帙、姓氏者作品删去，又删去非明代的作品，仅剩下约四千多部书目。学者大多批评，王鸿绪的编纂工作并不完善，没有收录明代内府历代的著作，以及是没法得知明代之前的作品存佚情况。张廷玉大致没有对于《艺文志》作变动。[9]:227-231

清代的私人目录也相当丰富，普通的藏书书目有钱谦益《绛云楼书目》、钱曾《述古堂书目》等等。版本目录是当时藏书家显示自己藏书量的方法之一，如毛扆《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钱曾《述古堂书目》等等。当时的藏书家有从收集古人序跋以编成目录的风气，如何焯《义门读书记》、周中孚《郑堂读书记》等。专门目录方面，当时的专门目录题材相当多元。周永年建立了《儒藏目录》，以收集至今存世的儒家文献；朱彝尊《经义考》则是收集经学文献为主；章学诚的《史籍考》则是收集史学文献为主，未成稿；周中孚的《子书考》则是收集子书；顾修的《汇刻书目》收集丛书261种，以丛书名为纲，列出子目，书名。金石目录方面，清朝的金石目录多达数十部，如毕沅《中州金石记》、黄叔𤩀《中州金石目》、杨铎《中州金石记》等等。[2]:86-89

参考[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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